卜正民的新书《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简中版译名）以独特视角探讨大明崩溃的原因，但其观点和论证方法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研究视角与手法

以小见大的尝试

该书以明末浙江桐乡底层读书人陈其德的《灾荒记事》和《灾荒又记》中记录的米价波动为引子，试图将地方性记载扩展到整个明朝层面，搭建起“气候异常 - 米价腾贵 - 大明崩溃”的宏大框架。这种从名不见经传的细节/小人物入手，上升到帝国兴衰宏大叙事的手法，在海外汉学中并不新鲜，如《叫魂》和《维米尔的帽子》就是成功范例。然而，卜正民笔下的陈其德显得拘谨和单薄，他更像是引子，而书中真正想引出的是那条故事线，但这条线中间似乎缺少了许多必要的论证环节。

气候与文明兴衰的关联探讨

气候搅动人间并非新鲜认识，从汉儒的天人感应，到西方孟德斯鸠的环境决定论口吻，再到E.亨廷顿明确提出“气候决定文明兴衰”，都体现了人类对气候与文明关系的思考。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对气候的研究进入新阶段，这些研究也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中国学者胡焕庸、竺可桢等也在地理和气象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推动气候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但当代研究普遍不再接受“气候决定论”，认为气候对文明的作用需经过多重因子过滤与中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是比较不同制度和权力结构如何应对同样的冲击。

明朝崩溃与气候的关系

小冰期与明朝崩溃的简单扣合

学界早已注意到明朝崩溃与异常气候的关联，竺可桢将明清的寒冷与欧洲“小冰期”联系起来。卜正民重新拾起这一问题，试图用“气候 - 物价”这一主链条来解释王朝终局，将“小冰期”与“大明崩溃”直接扣合。但这种做法牺牲了因果关系的层次性与理论解释的复调性，把环境变量绝对化，将制度、财政、社会乃至政治的多重作用压缩为单一路径，其历史叙述沦为早期“环境决定论”的翻版。

十七世纪不同国家的应对与结果

十七世纪地球进入“小冰期”，主要国家面临农业歉收、疫病泛滥等问题。乔弗里·帕克提出“三重压力”框架，指出同样气候冲击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对方式不同，结果大相径庭。西班牙因王室信用丧失、财政体系崩溃而走向衰落；法国通过强化财政汲取与军政集权维持了王权；荷兰和英国选择“市场 - 贸易 - 制度”的方式对冲小冰期，实现了崛起。而大明帝国对外贸易依赖白银，粮食自给困难，灾荒频仍，漕运阻断，储备和救济机制缺失，财政体系僵化且信用缺位，无法将天灾转化为可承受的波动，最终在内外交困下迅速崩解。因此，将大明崩盘简单归咎于天灾是不妥的。

研究方法与数据问题

对基础数据和前人成果的回避

卜正民以“价格史学者”自诩，但《崩盘》几乎刻意回避了明清物价史料中的基础数据和前人成果，如《明实录》、黄册等。他“另辟蹊径”从3000部地方志中“零星提取了777份关于灾荒价格的记载”，却未公布方志具体范围和记载详细坐标，使材料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大打折扣。

地方志和个人笔记数据的局限性

地方志和个人笔记的编纂者大多缺乏基本统计训练和长时段客观记录意识，其对米价条目与灾荒记录多是个人主观书写，带有“盛衰循环”与“黄金时代”情结，零碎的价格记录被叙事化、道德化，降低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卜正民以《宛署杂记》为主要依据整理出的白银购买力表格，门类粗略、分类混乱、单位含糊，拼凑出的价格数据缺乏代表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难以作为考察明末清初物价的可靠依据。

对海外汉学研究模式的反思

《崩盘》代表了海外汉学从地方志、笔记等历史缝隙切入，巧用冷僻材料塑造叙事效果的模式。但在面对价格、税负、财政、信用等“硬领域”问题时，这种模式存在局限。这些问题需要长时段、连续、可比的数据，而不是零碎片段的巧思。学术研究面对复杂历史时需要耐心，应让材料先说话，避免急于生拉硬拽所谓“新理论”下全局性结论。《崩盘》所呈现的并非“大明的崩溃”，而是“讲故事的模式”在面对宏大命题时自身的崩盘。大明的崩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天灾，对其研究需要更全面、深入和严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