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35岁，身在互联网大厂，是无数“牛马”中的一员。最近一年，和身边同龄朋友聊天，话题总在某个瞬间陷入诡异的沉默。大家都还在职，简历不算难看，表面一派平静，可聊着聊着就会戳破一层窗户纸：没人再敢认真谈“未来”。不是不想，是真的不知道，脚下的路还能往哪延伸。

此前读《田渊栋真是人间清醒》一文时，我竟有种跨越圈层的共鸣——连田渊栋这样国际顶尖的AI学者，都曾流露出“要不公司把我开了吧”的疲惫，和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的迷茫如出一辙。有朋友半开玩笑说：“大厂员工，谁心里没揣着点离职的念头？”话音落，众人相视一笑，随即陷入更深的失语。这份默契背后，是一代人的集体困境。

我们这拨泛互联网人，大多徘徊在三十出头到三十五岁的关口，有人做内容、有人做运营、有人深耕市场，也有像我一样从技术岗转到“综合角色”的。说起来看似全能，细想却满是虚浮：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通。我曾试图在第一次职场转型时拓宽能力边界，可真到了中年危机找上门，才发现潜在雇主只认我过去的成功经验——那些费力拓展的版图，终究没能成为加分项，职业生涯反倒像被按下了回滚键，退回原点。

这些年，我和朋友们身上最隐秘的变化，不是能力衰退，而是突然发现自己竟无法用一句话说清“我到底值多少钱”。工作内容越来越杂，成果越来越难量化，过往的经验被切割、被复制、被外包，最后只剩下一种模糊的熟练感，却抓不住一丝安全感。我尚且能苍白地用“内容嗅觉”标榜核心竞争力，可过去两年，我不得不坦然接受一个现实：职场向上的通道早已悄然关闭，我必须做好向下兼容的准备。

这种困境最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失败信号。你没有被裁员，也没有彻底出局，只是慢慢察觉到：在公司这个庞大的系统里，自己早已被默认成一个可替换的组件，只是还没轮到被替换的那天。你依旧加班、依旧配合团队、依旧自我安慰“安稳就好”，可心里清楚，时间早已站在对立面，就像《黑神话：悟空》里的牛魔王，看似威风，实则身不由己，主动权早已流失殆尽。

就在这份钝痛的内耗里，AI闯了进来。它带来的第一份馈赠，不是希望，而是恐惧——很多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赖以谋生的那点经验，正被AI一行行输出的内容快速压扁、替代。那些日复一日打磨的基础技能、信息处理能力，在AI面前变得廉价又脆弱，多年积累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重量。

但冷静下来会发现，AI也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它把一部分判断权，暂时从岗位描述、职级体系和组织结构中，交还给了个人。不再是职位头衔定义你的价值，而是你能否组合信息、能否输出观点、能否把模糊想法转化为可用成果，这些能力重新变得稀缺且重要。这种变化未必让人安心，它意味着没有体系替你兜底，没有清晰路径可遵循，可对无数站在悬崖边的35岁职场人来说，这份不确定，反而是少数还能抓住的选择权。

有位朋友对我说：“以我的职业生涯来看，这是命运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三十五岁之所以残酷，正因为它卡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里：你不再是能靠时间换成长的新手，没有了试错的资本和耐心；又还没跻身掌握资源与决策权的层级，向上看不到清晰的梯子。向外看，市场对你的期待在快速下滑——招聘启事悄悄关闭了年龄大门，HR用“更合适的人”委婉地绕开你，那种被时代慢慢抛弃的感觉，细腻又刺骨。

更隐蔽的变化藏在心态里。你开始对风险异常敏感，对试错本能抗拒，行事愈发保守。不是失去了闯劲，而是清楚自己早已没有太多承受失败的空间。房贷、家庭开销、子女教育，这些现实的枷锁，让每一次选择都重如千斤。在一个无情运转、等级森严的体系里，最容易被压榨的，从来都是这群有着各色软肋的“牛马”。于是，很多人陷入了“耗着”的状态：只要还能撑，就绝不主动改变，哪怕耗到被动离场，也能自我安慰“这不是我的失败”。这种普遍的心理，看似稳妥，实则危险——它会悄悄剥夺你最后一点主动权，让你在温水里慢慢失去挣扎的能力。

这个阶段谈转型，总像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实是，大多数35岁职场人既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金，也没有一条被验证过的转型路径。这个世界对中年人的耐心，远比我们想象中稀缺，你很难指望三十五岁后，还能被某个体系完整接纳、从头培养。就在这份近乎绝望的处境里，AI才显得格外刺眼——它不会因你的履历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对你的困境抱有同情，只冷静地抛出一个终极问题：如果执行、信息处理和基础创造都被极度压缩，人还剩下什么？

这个问题让人不适，却无法回避。很多人下意识地把希望寄托在“再学一项技能”上，却忽略了AI真正改变的核心：不是技能本身的价值，而是个体组织生产的方式。过去，我们必须依附于岗位、公司和流程，才能将能力转化为成果；现在，这个中介正在被削弱。这不是机会变多了，而是保护也消失了——你再也不能躲在流程和分工后面，用“我只是其中一环”掩饰能力边界，判断力、表达力、资源组合力，都会被直接暴露在结果面前，这种赤裸裸的审视，带来了极致的压力。

就像田渊栋所说，我们早已进入遍地神灯的时代。当实现愿望的能力变得极度廉价，真正稀缺的，就成了“愿望”本身——也就是你的想法、判断和独特视角。而正是这份压力，为35岁的我们撕开了一条极窄的生存缝隙。我和身边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在这条缝隙里试探：能不能借助AI的放大作用，把过往积累的专业能力内化，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竞争力，而非像过去那样，所有积累都归于企业，换一份工作就不得不从零开始。

这其中没有励志故事，更多的是焦虑、不安与反复的自我怀疑。你会无数次问自己，这是不是又一场徒劳的折腾？但比起被动等待被替换，这种主动的不安，至少保留了对人生的掌控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真正的恐惧从不是失败，而是被拖进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就像洛基第一次见到奇异博士时说的：“我已经坠落了三十分钟！”你既没有出局，也没有上岸，只是在不断缩小的空间里勉强运转，直到某天被现实强行做出决定。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育要理性、要规划、要稳妥。可没人告诉我们，当结构性机会消失时，执着于稳妥，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选择。这种悖论让人痛苦却无法言说，因为它违背了所有主流叙事。我从不认为所有人都该拥抱AI，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但对站在悬崖边的35岁互联网人来说，AI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被系统彻底定义、替代之前，先试着为自己定义一次价值。哪怕结果依旧不确定，也好过在沉默中被悄无声息地淘汰。

或许多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AI从未拯救过任何一代人。它只是在某个关键节点，把选择权短暂地交到了那些还愿意行动的人手里。而对三十五岁的我们来说，这份选择权，早已是最稀缺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