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西方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分野愈发清晰。在美国及西方以贸易战、关税战乃至热战撕裂世界体系、破坏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为世界注入和平与发展动能，二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和平发展的坚守，并非一时的外交表态，而是根植于中国长期的战略传承，70年前的万隆会议便是这一传承的重要起点。这场被西方刻意淡化的会议，其精神内核不仅诠释了中国外交的底层逻辑，更对当下“非战非和”的中美状态作出了深刻回应。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一贯体现。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到近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部分国内外分析者仅从“术”的层面将其解读为软实力建设或文化宣传，却忽视了“道”的本质——这种追求并非基于狭隘的物质利益，而是源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根本认知，其历史脉络可直接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之初，万隆会议便是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回溯万隆会议：冷战格局中的自主抉择

1955年，29个亚非国家政府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基本无帝国主义势力参与的亚非独立政府会议。彼时的世界深陷美苏冷战的严酷对峙，东西两大阵营壁垒森严：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热战持续蔓延，美国牵头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等军事同盟，构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甚至纵容蒋介石政权组建“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试图遏制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

在两大阵营之外，大批从殖民统治中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后来的“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这些国家虽摆脱了宗主国控制，却深陷政治、文化、宗教、领土的内部纷争，即便是会议的五个发起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也并非天然盟友，甚至存在直接冲突。巴基斯坦担忧会议的“不干预”条款影响其获取美国军援，斯里兰卡政治上反共却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意识形态与利益诉求的分歧显而易见。

尽管分歧重重，这些国家以团结对话寻求和平发展的意愿却十分坚定。在印尼领导人倡议下，“科伦坡五国”计划召开亚非会议，希望发出独立于两大阵营的第三种声音。会议组织过程中，是否邀请新中国参会成为核心议题。彼时新中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席位，与多数参会国无外交关系，但抗美援朝的胜利与坚决的反帝反殖立场，让各国普遍认识到：排除中国，任何亚非自主会议都将是不完整的。最终，新中国成为参会代表中唯一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等仍处于独立解放运动中的国家则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西方势力对会议高度警惕，一方面鼓动抵制，另一方面操控土耳其、泰国等参会国设置议程，试图渲染“共产主义也是殖民主义”，瓦解亚非国家团结。但二战后反帝反殖运动的高涨，让新兴民族国家迫切渴望摆脱外部控制、实现自主发展，西方的干扰未能动摇会议的核心目标，反而凸显了万隆会议的历史价值。1955年1月，印尼总理致信周恩来总理发出邀请，周总理随即回信应允，盛赞会议“反映了亚非各国掌握自身命运、平等合作的坚定愿望”，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搭建了平台。

▍新中国眼中的万隆会议：战略布局与历史自觉

周恩来总理及新中国领导人对万隆会议的重视，源于对国际格局的深刻研判与整体战略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执行“六条外交方针”，“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根基，而“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则提供了战术灵活性。万隆会议恰好成为“另起炉灶”的理想实践场合，既能促进与亚非国家的互利合作，更能团结广大反帝反殖力量，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团结亚非国家、坚持反帝立场，绝非单纯的“交朋友”，而是新中国推动世界变革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占据优势的背景下，单个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难以独自打破霸权统治，任何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努力，都能为亚非地区的社会变革开拓新空间。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战略空隙；周恩来则进一步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

这种战略认知，打破了线性史观对不同社会制度关系的刻板解读。新中国深刻认识到，革命无法外部输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干涉，只会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因此，妥善处理与非社会主义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团结一切反帝反殖力量，成为在帝国主义包围下的必然选择，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有着内在一致性。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巧妙融合民族解放、反帝运动与社会主义力量，为中国与亚非国家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全球南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万隆精神的当代延续

万隆会议后的70年间，全球南方的发展历经起伏。“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的探索，始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此消彼长：二战后帝国主义体系受冲击时，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空间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体系复苏，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被压缩，债务负担加剧，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日渐衰弱，频繁遭受西方的指责与制裁。

本世纪以来，全球南方迎来复兴契机，中国的崛起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经济上，中国走出自主发展道路，打破新自由主义桎梏，为南方国家提供了独立于西方的发展选项。截至2025年4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比重达60.64%，扩员后的金砖10国工业总产值占全球44%；2013至2022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3979亿元，南南贸易规模从2007年的2.3万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5.6万亿美元，为南南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政治上，全球南方国家纷纷探索自主发展道路，通过机制整合强化话语权。非洲联盟通过《2063年议程》，各国制定专属发展战略；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持续发展，非盟加入G20、金砖国家扩员等事件，显著提升了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深刻危机：特朗普两次当选、贸易战频发，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格局走向末路，西方霸权的衰落速度远超预期。

美国的战略收缩呈现出贪婪与短视的特征，特朗普政府将霸权衰落归因于“过度承担国际责任”，忽视资本主义内在危机，通过关税战、“美国优先”政策转嫁矛盾，迫使各国为美国霸权买单。这种做法与全球追求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背道而驰，也让“非战非和”的国际格局愈发凸显——既无全面热战的风险，也缺乏稳定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恰好为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了思路。

不同于西方“历史终结论”的同质化叙事，也区别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式扩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制度差异，都应共享未来、共担责任，批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继承了万隆会议反帝反殖、和平共处的精神内核。中国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明确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一立场既源于社会主义革命遗产，也根植于中国政治文化土壤。

在全球南方崛起、西方霸权衰落的新语境下，接续万隆会议遗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各国，成为打破“非战非和”僵局的关键。这场被西方淡化的会议，其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它印证了中国外交的一贯性，也昭示着：唯有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能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正是对当下中美关系及全球格局最深刻的回应。

编辑|RJX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本研究受到中山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重新评估发展型国家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实践”支持。马阳为本文通讯作者。

[1]“Conference of the South Asian Prime Ministers of Burma,Ceylon,India,Indonesia and Pakistan held in Colombo,Ceylon,April 28–May 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Africa and South Asia,Volume XI,Part 2,Document 627.关于参会方关于殖民主义的观点差别，参见Bhardwaj S.,“Three Meanings of Colonialism:Nehru,Sukarno,and Kotelawala Debate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orld Movement(1954-61),”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Vol.19,No.1,2024,pp.118~134。

[2]杨正权、李安山、肖宪等：《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从亚非团结合作到“全球南方”共同崛起》，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6期。

[3]《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6、7页。此处依据英文版本做了翻译。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1页；第35、36页。

[6]卢荻：《“积累”革命——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载《东方学刊》2019年第3期。

[7]详见IMF,“GDP Based on PPP,Share of World,”2025。

[8]参见Tricontinental: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The Churning of the Global Order,Dossier No.72,2024。

[9]苑希、孟寒、祁欣：《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经验与展望》，载《国际贸易》2023年第4期。

[10]参见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审查〈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南南合作新方向战略、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和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在2023年和2024年的执行进展》，2025年5月27~30日。

[11]参见UNDP Regional Bureau for Africa,“Defiant Progress:Advancing the African Union’s sustain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Agenda,”2025。

[12]王健、任琳、吴洪英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13]周明、李琼：《试析“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3期。

[14]详见“NATO-Russia set on path towards strategic partnership,”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ovember 20,2010。

[15]详见S.Miran,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Hudson Bay Capital,2024，以及许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其关税战的整体构想——美国关税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新经济》2025年第6期。

[16][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新华社，202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