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签署“创世纪计划”将AI研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当“人机关系”成为科幻与现实交织的热议话题，我们或许需要跳出“技术决定论”的表层叙事，重新审视数字技术的起源与本质。刘禾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中揭示的真相是：AI并非“天才发明”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战争机器与冷战博弈的副产品；而“伪人横行”的表象下，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性退化——人类正通过模仿机器的逻辑，逐渐丧失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沦为“自动运转的无意识个体”。  

一、数字技术的起源：战争机器催生的“控制论遗产”

AI的前身——控制论、通信技术与博弈论，从诞生起便与二战、冷战的地缘政治紧密绑定。香农的通信数学理论源于二战期间“Project X”的加密研究（如总统与首相的通话加密）；维纳的控制论为解决“战斗机如何击中运动敌机”而生；冯·诺依曼的存储程序计算机直接服务于曼哈顿计划的核武器研制；机器翻译则因冷战时期美国急需解读苏联科技情报而出现。  

这些技术的核心目标是“控制”：控制信息传递（香农）、控制武器精准打击（维纳）、控制战略博弈（冯·诺依曼）。它们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主奴关系”的人机想象——机器是“奴隶”，人类是“主人”。这种零和博弈的战争逻辑，塑造了人类对技术的根本认知：技术是用来“控制”的工具，而非理解或协作的伙伴。  

二、机器的“反噬”：从控制到模仿的双向异化

控制论的“反馈回路”理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机器处理符号的逻辑（如香农对英文字母频率的计算）与人类语言和思维的运作高度相似。人类的学习、思考与表达，本质上也是基于概率的无意识重复——儿童模仿无意义音节、成人筛选“有意义”信息，都与机器处理符号的“自动性”如出一辙。  

这种相似性导致“人机拟像的反馈回路”：机器模仿人的行为（如聊天程序模拟心理病态），人反过来模仿机器的逻辑（如阅读从“慢读思考”变为“扫描效率”）。最终，人类逐渐丧失深度思考能力，记忆依赖电子设备，情感交流被自恋式投射取代（如与聊天机器对话替代真实社交）。正如刘禾所言：“机器不能思考，人也渐渐变得不能思考。”  

三、社会性退化：从“劳动异化”到“弗氏人偶”

工业革命中，机器替代体力劳动导致“劳动异化”（马克思）；而数字技术的冲击更深刻——它重构了人类的认知形态与社会组织方式。  

• 认知退化：阅读方式从“慢读理解”变为“扫描效率”，记忆能力被电子设备“转移”，思考被简化为信息处理；  

• 社会关系解体：真实社交被自恋式投射取代（如依赖聊天机器），个体成为“我+手机/电脑”的复合体，失去与他人建立真实联系的能力；  

• 主体性消解：人类沦为“网络化的存在”（大数据的一份子），被控制论无意识（自动性、重复性）支配，如选举机器运转下的“愚民投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  

刘禾定义的“弗氏人偶”（弗洛伊德机器人），正是这种退化的终极形态：任何体现人机拟像反馈回路、无法摆脱控制论无意识的网络化存在。它不仅是“机器模仿人”，更是“人模仿机器”，最终导致人类从“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退化为“自动运转的无意识个体”。  

四、资本主义逻辑：战争机器与盈利本性的双重驱动

数字技术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的战争机器、盈利本性密不可分：  
• 战争逻辑：二战与冷战的军事需求直接催生控制论等技术，其“控制-被控制”的底层逻辑渗透到人机关系的想象中；  

• 盈利逻辑：资本对低成本劳动的追逐（从工业革命替代体力到数字革命替代脑力），加速了人类被机器“剥离”的过程——白领失业、社会纽带断裂，反而强化了对机器的依赖。  

这种双重驱动下，数字技术不再是“中性工具”，而成为资本主义重构社会的“无形之手”，将人类一步步推向“弗氏人偶”的深渊。  

结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对抗“社会性退化”

“伪人横行”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人类本质的侵蚀——我们正从“理解世界、创造意义”的主体，退化为“被机器逻辑支配”的客体。要打破这一循环，需超越“社会现象”的表层讨论，深入数字技术的内在逻辑（如刘禾对控制论、通信理论的哲学分析），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 重审人机关系：从“主奴控制”转向“协作共生”，拒绝将机器视为“奴隶”或“威胁”；  

• 重建认知方式：恢复“慢读”“深度思考”的艺术，抵御算法对注意力的切割；  

• 修复社会关系：警惕自恋式投射对真实连接的替代，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 反思资本主义逻辑：警惕战争机器与盈利本性对技术的绑架，推动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控制。  

正如刘禾所言：“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打开新的讨论空间。”否则，“我们全都会变成弗氏人偶”。这场对抗“社会性退化”的战役，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人类如何定义“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