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城市竞争: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突围,存量时代的发展新局

日期:2025-08-29 17:26:46 / 人气:31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与此前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 “两个转向”(城镇化从 “快速增长” 转向 “稳定发展”,城市发展从 “增量扩张” 转向 “存量提质增效”),共同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这场时代之变下,城市竞争的规则、赛道与核心逻辑全面重塑,新一轮洗牌已然开启。

一、竞争模式重构:告别 “单打独斗”,“抱团发展” 成主流

过去,城市竞争多以 “强省会”“强中心城市” 为核心,呈现 “单点突围” 的格局;如今,《意见》明确提出 “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组团式、网络化” 的协同发展模式成为新趋势,城市竞争从 “个体比拼” 升级为 “集群较量”。

1. 城市群:五级梯队分化,三大世界级群领跑

我国规划的 19 个国家级城市群,已形成清晰的 “梯队格局”,战略定位与发展成熟度差异显著:
  • 第一梯队(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被赋予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的使命,目标是对标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参与全球城市竞争。这三大城市群凭借产业集群优势、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与国际化枢纽功能,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领头羊”,2024 年三大城市群 GDP 合计占全国比重超 40%,贡献了全国近 35% 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 第二梯队(发展壮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 “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承担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成渝双圈依托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产业互补性,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则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支点,推动中部地区产业升级与人口集聚,2024 年常住人口总量突破 1.3 亿,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
  • 第三至五梯队(培育发展):包括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仍处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机制构建的初级阶段,核心任务是夯实发展基础,缩小与头部城市群的差距。

2. 都市圈:30 余城角逐,标杆与培育型分化明显

与城市群的 “大范围协同” 不同,都市圈聚焦 “中心城市 + 周边卫星城” 的同城化发展,重新界定了大城市的 “势力范围”。目前我国 30 多个大型都市圈中,17 个已获批国家级都市圈,根据《国家都市圈发展报告 2025》,呈现 “三档分层” 特征:
  • 标杆型:仅深圳都市圈入选。凭借 “1 小时通勤圈” 的全面建成(广深港高铁、城际铁路网覆盖 90% 以上区县)、产业协同的深度融合(深圳的科技创新与东莞的先进制造、惠州的电子元器件配套形成完整产业链),成为都市圈同城化的 “样板”,2024 年都市圈内部 GDP 贡献率达 8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 78%。
  • 领先型:广州、南京、杭州都市圈处于成熟阶段。以杭州都市圈为例,通过 “数字经济一体化” 战略,杭州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如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向绍兴、湖州、嘉兴等地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城市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年均增长 20% 以上,2024 年都市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25%。
  • 发展型与成长型:青岛、厦漳泉、成都、武汉等都市圈为 “发展型”,福州、西安、合肥等为 “成长型”。这些都市圈虽已形成核心城市引领格局,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跨市地铁、城际公交)、公共服务同城化(如医保异地结算、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多数处于 “规划落地” 的攻坚阶段。
无论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核心逻辑均从 “中心城市独大” 转向 “一圈共大”“一群共强”—— 通过产业互补、资源共享、要素流动,以整体竞争力参与区域乃至全球竞争,这也是新一轮城市竞争的核心底层逻辑。

二、核心城市较量:超大特大城市的 “功能突围战”

《意见》提出 “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并明确要求 “按照国家批准明确的功能定位做强做精核心功能”。随着 40 多个 “国批城市” 2035 年总体规划陆续获批,超大特大城市的竞争不再是 “规模比拼”,而是 “功能能级” 的较量,核心聚焦三大方向:

1. 城市定位重构:从 “国家中心城市” 到 “功能型中心”

过去备受关注的 “九大国家中心城市” 概念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基于 2035 总规的 “功能型定位体系”,城市的 “势力范围” 与战略使命被重新界定:
  • 全国性核心功能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 5 座城市被明确为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枢纽功能。其中,北京聚焦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主打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广州则凭借 “综合性门户城市” 定位(国内仅北上广获此定位),成为连接国内与东南亚市场的核心枢纽。
  • 区域性引领城市:杭州、南京(东部地区)、武汉、郑州(中部地区)、成都、西安(西部地区)、沈阳、长春(东北地区),以 “区域中心” 身份引领区域发展。例如,成都、西安定位 “西部经济中心”,武汉为 “中部经济中心”,沈阳则升级为 “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凸显其在东北亚地缘经济格局中的新使命。

2. 科创能级比拼:“双中心” 城市领跑全球要素配置

在 “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下,科创能力成为超大特大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形成以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 国家科学中心” 为金字塔尖的能级体系:
  • 全球科创领跑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城集齐 “国家科学中心” 与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双头衔,具备配置全球高端要素(如顶尖人才、核心技术、国际资本)的能力。2024 年,四城研发投入强度均超 3.5%(全国平均水平为 2.5%),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比重超 60%,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全球竞争力。
  • 区域科创枢纽:杭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虽未获 “双中心” 头衔,但凭借独特的科创定位形成差异化优势。杭州以 “全国数字经济创新中心” 为核心,聚集了全国近 30% 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西安依托 “国家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 定位,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顶尖高校,在航空航天、军工科技领域优势显著;苏州则以 “高技术产业基地” 为抓手,2024 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 55%,成为长三角重要的先进制造创新枢纽。

3. 交通与人口天花板:长期发展的 “隐形约束”

2035 总规还为超大特大城市划定了 “硬约束”—— 交通地位与人口天花板,这直接影响城市的长期发展潜力:
  • 交通能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被明确为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成都、武汉、西安等为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枢纽地位决定了城市的要素集聚效率。例如,广州白云机场 2024 年旅客吞吐量超 7000 万人次,国际航线覆盖全球 120 多个城市,成为华南地区连接全球的 “空中门户”;成都国际铁路港 2024 年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 5000 列,成为西部内陆连接欧洲市场的核心枢纽。
  • 人口天花板:北京、上海明确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2035 年常住人口分别控制在 2300 万、2500 万以内;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则适度放宽人口规模,深圳 2035 年常住人口目标为 1900 万,成都为 2400 万。人口规模的约束,倒逼城市从 “人口红利” 转向 “人才红利”,通过优化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改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人才落户,这也是未来超大特大城市竞争的关键赛道。

三、扩容路径转向:从 “外延扩张” 到 “内涵提效”

过去几年,“省会扩容”“地市合并”(如合肥合并巢湖、成都合并简阳、济南合并莱芜)是城市扩大规模的主流路径,但《意见》明确提出 “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推动中小城市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标志着城市 “外延式扩容” 时代正式落幕,转向 “内涵式发展”。

1. 超大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成核心任务

北京、上海作为 “疏解非核心功能” 的先行者,已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 产业疏解:有序迁出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例如,北京将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等迁至河北雄安新区、廊坊等地;上海将宝山钢铁部分产能转移至江苏盐城,腾出的空间用于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 公共服务均衡:避免教育、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北京推动优质中小学、医院向郊区新城布局(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雄安校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上海则通过 “5+X”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将优质医疗资源辐射至嘉定、松江、青浦等远郊区,2024 年远郊区三级医院接诊量占比提升至 35%。
对于其他超大城市(如广州、深圳、重庆),“疏解非核心功能” 也已提上日程,核心是通过 “减量发展” 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而非继续 “铺大摊子”。

2. 中小城市与强镇:扩权而非扩容

《意见》提出 “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意味着中小城市的发展重点不是 “撤县设区”“合并扩容”,而是 “扩权赋能”:
  • 县级市扩权:部分经济强县(市)获得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管理权限,如审批权、执法权等。例如,浙江义乌(县级市)早在 2019 年就获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2024 年 GDP 突破 2000 亿元,人均 GDP 超 15 万元,成为 “扩权强县” 的典范;江苏昆山(县级市)同样获得省级审批权限,2024 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 2000 家,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的 “领头羊”。
  • 特大镇赋能: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乡镇(如广东虎门镇、江苏玉山镇)获得县级社会管理权限,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管理权。例如,虎门镇 2024 年常住人口超 80 万,GDP 超 800 亿元,通过 “扩权” 实现了 “镇域经济” 向 “城市型经济” 的转型,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大幅提升。
此外,人口收缩地区的区划调整(如撤乡并镇、优化区县设置)或将逐步推进,核心是通过 “优化存量” 提升行政效率,而非 “新增增量”。

四、发展动能切换:从 “大拆大建” 到 “城市更新”

城市发展从 “增量扩张” 转向 “存量提质增效”,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房地产与城市建设领域 ——“大拆大建” 的模式已不合时宜,以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更新为核心的 “城市更新” 成为新动能。

1. 城市更新的 “新路径”:从 “政府 / 开发商主导” 到 “自主更新”

《意见》提出 “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这标志着城市更新的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 过去模式:以政府主导、开发商参与的 “成片改造” 为主,通过土地出让、商品房开发实现 “卖地增收”,在房价上行期可快速推进,但也容易引发拆迁矛盾、资源浪费等问题。
  • 未来方向:鼓励 “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即由小区业主自主协商、自主筹资、自主聘请工程队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收益归业主所有,风险与成本也由业主承担。例如,上海徐汇区 2024 年试点 “原拆原建” 项目,某老旧小区通过业主自筹资金(每户平均出资 20 万元),将 6 层老楼改造为 11 层电梯房,容积率提升的同时,业主居住面积增加 30%,项目成本仅为开发商主导模式的 60%。
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 “精准匹配需求”—— 避免了 “大拆大建” 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时让业主成为城市更新的 “主体”,更符合存量时代的发展逻辑。

2. 房地产的 “新常态”:从 “增量开发” 到 “存量运营”

随着城镇化进入 “稳定发展” 阶段,住房整体饱和(2024 年我国城镇家庭住房套户比已达 1.15),房地产的发展逻辑从 “有没有” 转向 “好不好”:
  • 增量开发收缩:过去依赖 “拿地 - 建房 - 销售” 的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2024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5%,房企纷纷减少新增土储,转向存量资产运营。
  • 存量运营崛起: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房地产新赛道。例如,万科、保利等头部房企成立 “城市更新事业部”,2024 年城市更新项目投资额占比超 30%;保障性住房方面,2024 年全国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200 万套,重点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
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心城区的 “老破小” 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有望实现 “价值重估”(如上海、北京核心区老旧小区改造后房价涨幅达 10%-15%),而郊区的 “远新小”(远郊、新建、小户型)因配套不足、人口导入困难,面临更大的去化压力,这也将进一步加剧城市内部的区域分化。

结语:新一轮城市竞争的核心逻辑

新一轮城市竞争,本质是 “发展模式的竞争”—— 从 “单打独斗” 到 “抱团协同”,从 “规模扩张” 到 “功能提升”,从 “大拆大建” 到 “存量更新”。对于城市群与都市圈而言,核心是通过协同机制构建 “整体竞争力”;对于超大特大城市而言,关键是做强做精 “核心功能”,争夺全球高端要素;对于中小城市与强镇而言,重点是通过 “扩权赋能” 实现差异化发展;对于房地产与城市建设而言,必须拥抱 “城市更新” 的新常态。
这场竞争不再是 “零和博弈”,而是 “共生共赢”—— 城市群内部、都市圈内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只有找准自身定位、实现功能互补,才能在新一轮城市洗牌中占据主动,共同推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作者:杏耀注册登录官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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